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百度搜索：随梦,最快更新)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东林党简史东林书院旧址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明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詹事公鼐画像

    名称由来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去了官籍返回了故乡无锡。(百度搜索：随梦,最快更新)他和弟弟顾允成一道倡议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创立的，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十分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说，他是继承杨时衣钵的。重新营建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帮了很大的忙。落成之后，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讲学其中，来听讲求学的人称顾宪成为泾阳先生，后来也有人称他为东林先生。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东林党人雕塑

    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常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他的这些观点博得同志者的响应。讲学之余，他们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孙丕扬、公鼐、邹元标、**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称他们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政治表现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冒犯“龙颜”。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的时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东林党人士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的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范水旱，这些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罚了5个月的俸禄。李三才在反对矿使税监的奏章中指责神宗皇帝说：“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朝廷对李三才起用不决，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公鼐飏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远道未至。三才猷略素优，家近辇毂，可朝发夕至也。”侍郎邹元标趣使尽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后御史叶有声追论公鼐与三才为姻，徇私妄荐，在朝廷魏忠贤的一手操控下，礼部侍郎公鼐被罢官削职。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东林党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高攀龙

    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京察”和“外察”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两种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给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将终身不再起用。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东林党的官员。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情了，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东林书院旧址

    编辑本段党派纷争神宗时期，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补。当时有一个名叫袁可立的御史曾经借雷震景德门的机会连续上疏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睢州志》东林旧迹

    ）”，终于惹怒神宗皇帝，被削职为民二十六年。首辅大臣也相继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帝皆不听。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1621年(天启元年)，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公鼐得到的是“谯责”、“忏旨”。做为两任皇帝老师的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加之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挤，不得大用”。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天启初，性格耿直的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的公鼐成为受打击的对象，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刚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伪”，“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无锡东林书院旧址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编辑本段相关评价正面评价，如被指为东林党人的李三才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上疏道：“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圣希贤。而从之游者……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艺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又如“不有东林，乾坤崩塌久矣！东林岂亡明者？攻东林者亡之也。”（汪有典《史外》卷六《高忠宪传》）负面评价，如“时顾宪成罢归久，于锡山创东林书院，招集士绅讲学。其学经生之所知，绝无足听者。徒相与臧否人物，訾国政，冀当国者闻而药之。”（《江陵纪事》）更为激烈则如：“时锡爵、一贯、赓、廷机诸辅传灯，一二孤愤之士建言被逐，于是聚徒讲学，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而靡然从之，门户之名立矣。遥制朝绅，迫挟台辅，夷跖惟其所造。复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资，门户之威炽矣。”（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夏允彝按政绩来判定东林人与攻东林者之间高下如何：“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强调两派领袖的人品迥异，但也指出两派均属于于国事无补一类，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清代的官方言论即与夏允彝的看法相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特以领袖数人，大抵风节矫矫，不愧名臣，尙为瑕瑜不掩云尔。”在肯定东林领袖为君子的同时点明东林的流弊所在。总体而言主张“东林”应对明末败势承担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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